leyu乐鱼体育直播:林迈可抗战回忆录 十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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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在此期间，我和美国人一道忙于设计一个通讯网络，以便把他们盼望得到的前线地区的天气情报从延安传回去。他们答应为前线地区电台基地的一个电台提供器材设备，这些设备除主要是为美国提供气象报告外，空余的时间由个人会使用。他们要求我们，在他们的设备送来以前，先在我们的电台上处理他们的通讯业务。这个要求看来是合理的，虽然我们的绝大部分电台都是非常忙的，我们仍旧是同意了这样做。我们正真看到的比较好的惟一现成的美国电台，是那种由美国战略情报局设计、供欧洲被占领地区地下工作者使用的电台，但是甚至连这些电台也不能用手摇发电机供电，电源要来自用吉普车装载的发电机（这在敌后游击区是没办法做到的，因为我们游击区是山地，没有一点车辆可以载运），或者电网，因此它也不是很便利的。我们要求美国人供给一个人能背动的手摇发电机和电池，以及一些设备和器材，以便我们顺利地制造我们真正合用的电台。

  5月底，美国人给延安送来了飞机的无线电设备，但是这些电台的类型，都是我们曾经向他们指出过的那些几乎不能用的类型，因为这种类型的电台分量太重，且频率范围有限。他们甚至不肯提供许多只须花一点点钱的有用的元件。我想留下手摇发电机，而把其他的东西都归还给美国人。但是，通讯部门的负责人是在设备总是不足的情况下工作的，他舍不得放弃那些几乎没用的设备。结果，当我抱怨那些送来的设备都是无用之物时，美国人则回答说：“那么，那时你们为何需要接受它们呢？”

  美军观察组最初的领导人是陆军上校大卫·包瑞德（David Barrett），他了解中国并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。后来他被帕特里克·赫尔利（Patrick Hurley）将军撤回，离开了美军观察组。接替他的是一位陆军上校彼得金（Peterkin），这位上校对中国知道得很少，且不会讲中国话。在不断恶化的形势下，一些官员开始酗酒。两位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官员创造了一个纪录，他们在5天的时间里喝完了27瓶虎骨药酒。

  到了1945年5月，美国人认识到他们已几乎完全失去了和人的联系，于是派一位非常有能力的陆军上校叶腾（Ivasn Yeaton）前来延安做美军观察组的新领导，他设法在双边关系上做一些改善，但收效甚微，因为他无法取消赫尔利将军的基本政策。

  我们的第二个孩子詹姆斯（James）于1945年1月底在白求恩国际医院出生。当效黎从医院回来时，因为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恶化，翻译学校已经停办了。这样，她就开始教中文，学员是一些在观察组已无事可做的美国士官。

  过了一个月左右，许多党的领导人从各抗日根据地来到延安，准备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。我们又见到了许多晋察冀的老朋友。由于战事进展顺利，大家情绪乐观。新闻机构监听着好几家外国电台的广播，通过越来越反常的德国广播，我们已看到它们的末日不远了。在华北，日本人正在收缩到铁路线附近一带，领导的军队正着手攻打甚至是华北平原上最大的城市。

  党的代表大会的进程完全保密，但是有些重要讲话则予以发表。在这时的路线是谋求成立联合政府，并向中国人民保证给予公民自由和言论出版自由。

  日本人的投降带来了几天的喜庆，但是这种欢乐气氛很快就被对于内战的恐惧心理所压抑。起初，日本人开始撤回其主要基地，在华北的接管却遇到了曾为日本人服务、现在又自称归属中央政府的伪军的抵抗，但是他们没办法顶住领导的军队的进军。大约一星期以后，及美国军部命令日本侵略军重新作战。

  8月底，赫尔利将军邀请主席到重庆去和谈判。对于是否接受这个邀请有些不同意见，当时也有人向我征求意见。我本着一贯的朋友间直言不讳的态度，说出了我的意见。我说的大意是，先生如果到重庆去，他可以坚持强硬立场，没什么可丢掉的。但是如果根本拒绝和在重庆对话，那么在海外很可能会有不利的舆论。

  赫尔利将军来到延安，为先生去重庆保驾，我有机会和他谈了约两小时的话。我发觉赫尔利很鄙视中国人。他下断语说，中国人是毫无希望的，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统治才行。他问我是否同意他的看法。